高铁孩童哭闹引争议 列车员称投诉者80%是年轻人
在她看来，0到3岁的孩子，对情绪的控制能力几乎为零，有天生高需求的孩子，也有很乖的小孩，“这个和家长能力无关”。 22岁的列车员陈薇自己制定了一套“标准”：乘客交谈声前后各两排能隐约听到，不在她的管辖范围内；…
2.
关于高铁噪音的争吵，往往最终归咎于家长的失职上。莲子曾经就是那些年轻人口中的“熊家长”。
她是一个两岁男孩的母亲。那一次，儿子一上车就开始发出笑声。莲子夫妻忙着拿零食哄，前座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回过头说，“管好自己的孩子”。丈夫没忍住，“十八个月的小孩，已经在管了”。避免冲突升级，莲子只能道歉，她心里很委屈，“我们已经在引导了，孩子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。”
自从有了孩子，出行就低别人一等。第一次感受到歧视是半年前。一家三口回老家，火车行驶起来噪音大，孩子闹觉，几乎全程在哭，莲子和丈夫只能轮流抱着孩子去车厢连接处哄睡，但还是遭到来往乘客的白眼。
没结婚前，莲子每回坐车都会戴上眼罩、颈枕和耳机，一觉睡到终点。有了小孩，出门前要准备零食纸巾尿不湿，想好安抚的招数，提前做好连续抱哄的准备，“只要一哭闹，立刻抱走”。
莲子很无奈，她并非不管，而是管不住。在她看来，0到3岁的孩子，对情绪的控制能力几乎为零，有天生高需求的孩子，也有很乖的小孩，“这个和家长能力无关”。
从父母的视角来看，成人的世界正在对孩童露出苛刻的一面，并且形成连锁反应。有一回在地铁上，5岁儿子的手刚碰到旁边一位女性的露营箱，就遭到呵斥，“别碰我的东西”，这位妈妈很委屈，“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道歉。”
这位妈妈很不解，五岁的孩子，正是对外界好奇的阶段，认知不像成年人那样完善。但成人的世界似乎都太着急了，没有给她更多的时间去教育。
不仅如此，高铁动车上，孩子似乎就是“原罪”。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坐车，还没坐稳，就被列车员提醒，“管好自己的小孩，不要影响其他乘客”。这位妈妈很委屈，“孩子一直安静地在我怀里。”之后她一路忐忑，1岁多的孩子，车程7个小时，“确实无法保证她全程都是安静的”。
一位也经历过这种“特殊关照”的爸爸称，当对着弱势群体吹毛求疵变成所谓的正义，且误伤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时候，这种正义是很容易在社会流行的。
这种苛责，让父母们变得更加焦虑。小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带孩子出门她都要小心翼翼，“如果孩子没办法全程安静怎么办？”“如果我没法应付怎么办？”有一回，7岁的老大与她隔着一节车厢，她甚至不敢张嘴换座，“就怕别人觉得我道德绑架”。
关于高铁噪音的声讨，时隔不久就会登上新闻热搜。噪音的矛头越来越在指向儿童群体，这让家长们感到委屈，“明明看剧打游戏外放、大声打电话的更多，为什么很少被讨论和抨击？”一位妈妈说。
3.
近一年来，列车员小宁注意到，关于噪音的投诉变得多起来，儿童和老人是被投诉的主要对象。实际上，在她的观察中，车厢内的环境与疫情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。
有一些噪音确实扰人，比如老年团，不仅吵闹程度远超儿童，还不接受列车员的建议。但在小宁看来，大部分关于噪音的投诉都是“小题大作”。比如，“后面有小孩踢凳子，你们也不管”，“有人一直在聊天，你们也不维持秩序”。有一次，一个第二排的女生投诉第八排的两个老人聊天，在小宁看来，老人的交谈属正常音量，但出于考核压力，她不得不去提醒老人，“声音请适当减小”。
事实上，在动车高铁的车厢里，如何定义噪音，并没有统一标准，“由乘客自身的体感来定义”。小宁说。
22岁的列车员陈薇自己制定了一套“标准”：乘客交谈声前后各两排能隐约听到，不在她的管辖范围内；如果站在车厢头尾，能听到叫声或者手机外放，那就是需要她出声制止的噪音。
但众口难调。就在不久前，成都前往郑州的动车上，陈薇多次提醒一个吵闹的小孩，直到小孩家长变脸才打住，结果，同车厢的一位大学生下车后就投诉她不作为。
陈薇透露，班组内曾做过一个投诉者画像，80%的投诉者是90后和00后。在她看来，这个年龄段以独生子女居多，维权意识强，生活环境素质偏高，对不同环境的接纳能力也就弱了。投诉增多的另一个原因是，普快逐渐被淘汰之后，不同需求、收入水平的人被挤压到同一个公共空间，矛盾也随之产生。
按照规定，列车员接到投诉后必须马上处理，事后投诉甚至没有给列车员“改过”的机会。对列车员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可能是几百块钱的罚款，车长要写整改报告，车队干部也要给乘客打电话道歉，“出现一个投诉，那几天会一直想要怎么办，还要连累别人，很愧疚。”
但陈薇没办法避免投诉。她负责商务、一等和二等三个车厢。高铁动车约30分钟靠站一次，每站要验票、调行李架和巡视车厢，来回至少要走12节车厢，她还要额外给商务和一等座客人发放礼品和提醒下车时间。最忙碌的时候，一趟车她要发掉648瓶水，“甚至没有多余精力去做其它的事情”。
为了避免被投诉，陈薇现在只要发现车厢里有哭闹的小孩，就注意观察周围乘客的表情：一旦有人皱眉了，她会赶紧上前去提醒小孩，“这也是为了让他们看到，你在做了。”但不止一位家长表示，不喜欢列车员的这种“特殊关照”。
关于噪音的争议，陈薇的老同事们也困惑，“以前人多上不去，给人踹上去还要感谢你，现在你多看一眼，都觉得在瞪你。”在陈薇的观察里，如今高铁上的乘客似乎一上车就很疲惫，“要安静的环境做自己的事”。
经历了特快、直达到动车高铁的列车员小宁，也直观地感受到乘客需求的变化：早年把火车当位移工具，现在不仅要速度，还要环境和服务。
在这背后，小宁能隐约捕捉到社会风气的转向，“突然间，大家都开始讨厌老人和儿童，以前不这样。”在她看来，有一些噪音是合理的，比如视频外放或大声交谈的，以老年人居多，那是因为年纪大耳背。还有生病的儿童，一个到上海看病的孩子，身体不适沿途哭闹，当她向其他乘客解释时，一位中年男性反过来投诉她的不作为。
噪音的主观性、不同需求的碰撞和新一代人群特性，都使得与噪音有关的冲突升级。列车员也成为被波及的对象，小宁希望，能够推出老年人和母婴车厢，或许可以解决这个无解的难题。
事实上，瑞士和一些北欧国家已经开始沿用静音车厢和家庭车厢，甚至还在家庭车厢给小孩准备滑梯、游戏等娱乐项目。早在2020年，国内高铁试点过静音车厢，对于违反规定的旅客，先劝说，再根据需求调换车厢，但曾有乘客反映，执行力度尚不严格。
也有人反对。一些年轻的乘客表示，“通过隔离措施解决问题，社会的运行成本上升，凭什么要让我们这些没有问题的人，被迫退回一个更小的空间？”有孩子的家长也不同意，“一个孩子都要命了，一个车厢的孩子更崩溃”，或者是顾虑，“不能保证每次都能买到票，在非母婴车厢带孩子会受到更多非议。”
高速行驶的列车里，年轻乘客、孩子父母、以及列车员，在噪音这个话题上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保护各自的利益，但问题还是问题，没有被解决。
这场没有以理解为基础的讨论后，每个人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问题。许晓平出行会避开暑假，她的好友则自备录音笔，“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我也不会去忍受，可以留存证据。”作为母亲的莲子，将回老家的次数改为一年一次，出行也尽量自驾。
至于列车员陈薇，随时随地都开记录仪，每站增加两趟巡视。即便如此，只要发现车厢里有哭闹的小孩，她的心就提到嗓子眼，“这个声音算大吗？要不要提醒？不提醒行吗？”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